地方版4万亿的隐忧

2019-06-13 21:35:55 来源: 赣州信息港

地方版“4万亿”的隐忧

“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。”这是中央7月31日研究今年经济形势时提出的总基调。即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但听到地方版“4万亿”出炉时,我仍然吃惊不小。

据报道,近半个月以来,已有多个城市纷纷出台各自“稳增长”的地方政策,其中,长沙抛出超过8000亿元的投资计划,而有消息称,贵州更将于8月份公布总额高达3万亿元的投资计划。

当前,出口、内需已显疲态,“稳投资”就成了“稳增长”的全部寄托。从一定意义上说,鼓励地方加大投资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,也理所当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。但是,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,“稳投资”不等同于“急投资”、“大投资”,推行地方版“4万亿”巨量投资计划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

首先,地方版“4万亿”投资计划显然缺乏合理的微观经济基础。

改革开放后,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出口和投资的快速增长,而出口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又源于低劳动力成本、低环境成本和低自然资源成本带来的巨大比较优势。在“出口导向”战略下,我国年均出口增速超过20%,出口规模跃居世界。出口的高速增长一方面带来了大量外资和技术,催生了制造业的不断升级,并通过产业本地化等进程推动了重工业化过程;另一方面出口红利为国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,加速了城市化进程,而城市化进程又反过来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。出口、工业化和城市化三者的相互配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,这个链条的顺利运转带动了投资增长,同时也消化了投资引致的产能增长。这就是中国一直以来投资能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基本逻辑。

中国近十年来已经遭遇过三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。次是1998年到2001年,第二次是2003年到2006年,第三次是2009年至今。前两次产能过剩我们都能成功化解,其实就是基于上面提到的这个逻辑,因为追加的投资能消化掉前面的过剩产能。而从2009年开始的产能过剩拖到今天,不但解决不了,而且发现麻烦越来越大,根本原因就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,导致这个链条运转失灵。首先,世界经济整体下滑,中国出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。出口增长率一下由20%多下降到10%以下,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面临生存困境;其次,人力成本、土地成本、资源成本快速上升,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渐压缩,企业利润大幅下滑。在上述两个因素的联合挤压之下,企业的自主投资动力严重不足,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进程速度明显减弱,也就是说,出口、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三者之间的链条出现了问题。

在这种情况下,投资的方向就只好转向基础设施建设,投资的主体也逐渐由企业转向政府,投资的来源就只能寄希望于地方政府负债和地方融资平台。2009年的“4万亿”就是鲜活案例。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数据显示,从1997年至2010年短短14年间,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了40倍,到2010年年底已达10.7万亿元,年均增速超过30%,平均不足3年时间即翻一倍。特别是10.7万亿中有将近一半,即5.23万亿元形成于2009年和2010年。而由于政府投资往往缺乏效率,再加上大部分项目是基础建设等民生项目,项目的经济回报短期内难以还本付息,这就注定了政府投资的不可持续性。

其次,地方版“4万亿”投资计划会加重产能过剩。

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“4万亿”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、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,此次地方版“4万亿”投资计划整体投资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复建设、产能过剩等隐患。据相关统计,2009年中央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已经造成了20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,钢铁、水泥、多晶硅等行业尤为严重。在世界经济形势仍不明朗的情形下,这意味着,目前这一轮周期释放的过剩产能难以被快速消化,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都将处于去库存、去杠杆化的阶段。如果再次推出地方版“4万亿”,付出的代价是过剩产能更难以被清洗,而且会进一步透支未来几年的投资需求。

,地方版“4万亿”更严重的隐患是会进一步恶化地方政府负债。

到2010年底,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.7万亿元,占全国GDP和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重分别为26.93%和70.45%。这还不包括铁道部、高速路公司、国家电、国家开发银行等具有相当政府功能的企业背负的“或然负债”,如果加上这些负债的话,很可能会达到12万亿-15万亿元。社科院发布的金融蓝皮书测算,年地方债务进入偿债高峰期,到2012年,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率将超过20%警戒线,达到26.6%,一直到2014年才能回落到警戒线。而此次的“4万亿”会使得地方债务偿还雪上加霜。以长沙为例,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.11亿元,这意味着,8000多亿元的新投资项目需要该市十多年的财政收入。而号称将投资3万亿元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贵州省2011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30亿元,3万亿更是等于贵州省的22年财政收入。

考虑到全国举债地区的普遍性、部分地区债务负担的严峻性以及偿债来源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,在“管住增量、消化存量”化解债务危机措施还远未见效的情况下,“旧债不去、新债又来”,搞不好地方版“4万亿”就会成为压垮地方政府这只骆驼的“一根稻草”。

当下“稳增长”其实就是“稳投资”。当我们为了“稳增长”而不得不依赖投资时,关注投资的质量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。不管是中央版,还是地方版,目前的投资必须把握四个原则:一是要按需投资,即投资要具备微观经济基础,对于产能过剩项目要慎之又慎;二是要量力而行,有多少钱办多大事;三是要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;四是要促进民生。

每当经济下行,我们就扛起投资刺激计划的大旗,因为凯恩斯说过:“国家在经济萧条时可以选择负债,推行赤字政策。”其实,凯恩斯还说过另外一句话:“推行这一政策需要一个重要前提,那就是国家在经济景气时期要尽量多地偿还低迷时期欠下的债务。”片面地理解凯恩斯,明天的我们就会品尝自己今天就已经种下的苦果!

作者赵晓系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,陈金保系经济学博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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